图谋：十年前的9月30日，在彭斐章先生80大寿的时候，武汉大学举办了一个非常隆重的‘彭斐章先生执教56周年暨80华诞学术研讨会’。那次会议，有国内图书情报界重要部门和院系领导参加，可谓是全国图书馆界的群英会。当天，还举行了庆祝彭斐章先生80大寿的宴会，我、陈传夫、肖希明、司莉等几个人策划了系列活动，当时我是主持人。那天，先生和师母特别高兴，活动进行了一天，还精神饱满。我们担心先生的身体，一再叫他抽空休息，他还是坚持与我们一起。那天，先生的很多学生都回来了，师生团聚，有说不完的活，就像家庭聚会一样温暖。二从那以后，我就萌生了一个愿望，要给我的导师做一个传记。给彭斐章先生做传记，至少有五个意义：其一，彭斐章先生是老一辈教育家的代表，他们那个时代，经历了从旧社会到新社会的革命，经历了教育的历次重大事件，有很多鲜为人知的丰富的经历。像彭斐章先生解放前做过小学校长，解放后又一直从事教育事业，为国家培养了很多优秀人才，有很多对教育的理解与感受，不仅经历特别，而且富有意义。彭斐章先生既是一位优秀的教师，也是一位卓越的教育管理工作者。这个传记，是我国教育发展和教师工作的一个缩影，是珍贵的教育史料，对于教育史研究具有重要学术价值，对于今天的教育改革与发展也有重要的参考借鉴作用，既有历史意义，也有现实意义。其二，彭斐章先生是我国著名的图书馆学家。在台湾图书馆学界德高望重的王振鹄先生称彭斐章先生为‘图书馆界之第一人’；沈祖荣先生之子、台湾著名图书馆学家沈宝环先生称彭斐章先生为‘大陆图书馆界排名第一的学人’。他的经历，他的研究，是我国图书馆学术史的重要内容。要研究中国的图书馆学史，不能没有人物研究，而彭斐章先生便是图书馆学史上最重要的人物之一。图书馆学史研究的常用方法是史料研究法、口述史方法等，因此，这一工作应当是图书馆学史研究的基本工作，这个传记，也会再现图书馆学发展过程中的史事和人物，从而使之具有图书馆学的史料价值，可视为图书馆学史的成果，也是今后研究图书馆学史的基本工具和参考来源。其三，彭斐章先生是现代目录学的泰斗，他建立的现代目录学体系，成为时代的标志。先生六秩之时，我写了《彭斐章目录学思想初探》发表在《图书与情报》1990年第2期。先生七秩寿庆，我提交了一篇美国图书馆考察的文章，收入2001年出版的《当代图书馆学目录学研究论集》。为给先生75岁生日和从教52年献礼，我专门写了《彭斐章先生与中国目录学》，这篇文章收入2005年出版的《彭斐章文集》的‘评说’部分。先生80华诞，我在英国爱丁堡写了一篇《师道光明——贺我的导师彭斐章先生八十寿诞》，这篇文章后来发表于《高校图书馆工作》2009年第6期，该刊专门设立了‘彭斐章先生学术思想研究专栏’。我通过多年跟随导师学习与研究目录学，以及一系列对导师目录学思想的探索，认为彭斐章先生的目录学思想是他丰富的学术思想的核心和精华，对中国目录学而言具有一定的代表性，体现了第三代目录学家思想的积累与结晶，已成为现代目录学的经典和主体。这个传记毫无疑问应该成为见证现代目录学形成与发展的重要成果，对于目录学未来的继承与创新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其四，彭斐章先生是留苏的著名学者之一。‘留苏’成为20世纪50年代的一个时代符号，先生响应国家号召，赴苏联学习的经历是属于那个时代，也是属于国家的。因此，这个传记，应当是留苏历史研究的一个组成部分，对于中外交流具有现实意义。先生在异国他乡，排除各种干扰，刻苦求学、四年不归的事迹尤为感人，对今天的年轻人特别是读书人来说，具有重要的教育意义。其五，彭斐章先生是武汉大学资深教授，其主要的工作经历一个是文华图专，另一个就是武汉大学。从研究武汉大学校史来说，彭斐章先生曾参与武汉大学校史编辑过程，其传记是武汉大学校史的重要组成部分，研究武汉大学历史名人，不能没有对武汉大学名师彭斐章先生的研究。从研究信息管理学院院史的角度看，2020年是信息管理学院建院100周年，彭斐章先生是信息管理学院前身文华图专的最后一届毕业生，是文华图专毕业留校的最后一位教师，又是文华图专并入武汉大学后的首批教师，是见证文华图专发展史和信息管理学院发展全过程的承上启下的重要领导人物。因此，对于院史、院志乃至校史校志的编纂，都具有重要意义。——柯平。信息来源：https://weidian.com/item.html?itemID=4038985362&wfr=wx&spider_token=e0d7。